刘时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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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时平,男,1915年4月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。原名刘光兴,又名刘秀南,笔名胡笛。1936年秋参加革命,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长期从事新闻工作。曾任《人民日报》高级记者。1999年9月5日凌晨在北京逝世,享年84岁。
中文名
刘时平
出生地
内蒙古包头市
出生日期
1915年4月
职    业
记者

刘时平人物经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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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时平出生于内蒙包头临河城内一个商户家庭,父亲刘福中,曾任临河商会会长,是开明士绅。
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
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。
曾任绥远省《临河日报》主编、北平《益世报》采访主任、上海《联合晚报》驻北平特派记者。
建国后,历任《解放日报》驻北平特派记者。
历任《解放日报》编委兼采访通联部主任,复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,《人民日报》地方记者组副组长、记者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副主任。

刘时平主要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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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写有《痛悼吾师闻一多》等通讯,有通讯集《为正义而战的朝鲜》、《当我们在朝鲜的时候》,合编有画册《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》。
1990年出版个人文集《我就是记者》,收入新闻报道、通讯特写、报告文学等代表作品,共47万字。

刘时平历史贡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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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时平同志从事新闻工作近50年,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报道,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,他利用合法报刊,揭露反动势力,报道了一些重要事件。
冒生命危险真实报道李公朴事件
1945年初,刘时平根据党组织决定,回到西南联合大学复学,并兼任云南《朝报》、《和平日报》社的记者。在此期间,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·一学生运动。1946年7月11日晚,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杀害了李公朴教授。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云大学生宿舍时,刘时平急忙奔赴云大医院。此时李公朴躺在病床上,鲜血染红了头发,他的夫人张曼筠女士和许多女同学守在床边,哭哑了声音。刘时平激愤的怒火燃遍全身,他和其他报社的记者跑到军事治安当局探听善后办法。只听到官方用怀疑的口吻说:“会不会是地方势力有意造成这类事件,企图分裂中央与民盟的合作感情呢?”甚至有无耻之徒,贴“李公朴是共产党阴谋杀害”的造谣标语。昆明当局严密封锁李公朴被害的消息,企图掩盖特务的暴行。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颠倒黑白、造谣中伤的宣传,刘时平主动请示地下党和学联的负责同志,要求去上海,报道事件的真相。经上级领导同意后,大家凑路费,托人买到飞机票,刘时平只身飞往上海。为了防止特务的搜查,他没有带片纸只字。刘时平第一次到上海,几经周折才找到《文汇报》的记者唐海。刘时平凭着自己的记忆,与唐海连夜将李公朴遇害的新闻稿突击写完,用“本报加急电”消息,在第二天报上发表出来。在文中他们写到:“李公朴先生这次在昆明惨遭暗杀,不治殒命,虽然事实真相,到现在未下判断,还嫌过早,但是生活在昆明的人,都异口同声而且毫不犹疑地说:这是特务的暴行,这是好战的反动派将在昆明施行恐怖政策的信号。”接着又揭露了国民党特务在昆明的种种倒行逆施:“弄得人心惶惶不安,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,大家都在担忧着,深夜里正在酣睡的时候,可以来上几个不速之客,不管三七二十一撞进人家的房间翻铺盖,搜箱笼,神经质一点的人,被这种随便搜查,几乎失眠,不得安居,而失常了。”当时的昆明,夜晚就是这样,白天也是如此,人们坐在公共汽车里,每到一站,都有一个武装士兵毫不客气地检查每一个人,被检查的人都敢怒不敢言。人们每天都是这样担惊害怕生活着。所以大家都说“也许希特勒还没有死,由日本绕道来昆明了。”在文章最后写到:“公朴先生惨遭暗杀,他英勇而安详地离开了我们,这一个民主的斗士,青年的导师,他的肉体虽然在十六日用烈火化烬了,但是,他的‘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’的精神却永远活在大众的心窝里。”
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,从昆明飞到上海,从上海传向全国,传向海外,给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以有力的回击,为人民主持了正义,为死者伸了冤。将李公朴的被害消息见报后,刘时平得知吴晗教授正在上海,便找到了吴晗向他通报了李公朴被暗杀真相。吴晗立即召开民盟在沪委员会紧急会议,请刘时平在会上介绍李公朴被害经过,并决定召开李公朴先生追悼大会。
冲破重重阻力探明沈崇身世
抗日战争胜利后,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在北平上演了一幕幕丑剧。他们争发劫收财,舞弊谋私,生活腐化。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人民的内战,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,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,同美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。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,欺压中国人民,犯下了累累罪行。中国人民对美蒋的愤恨越积越深,孕育着一场反美反蒋的革命风暴,犹如地火在奔突,一触即发。
1946年12月24日晚上8点多钟,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到东单平安电影院看完电影《民族至上》后,回家途中行至东单广场附近时,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士·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强行拖进小树林中强暴。北平工人孟昭杰路过东单广场,目睹这一幕及时跑到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了案,主犯皮尔逊当场被抓获。
事有凑巧,当晚北平民营亚光通讯社的社长刚好坐车路过美军兵营广场,看到了美兵强行拉走女学生。于是12月25日,该报就把这事当桃色新闻发表了一条短短的消息。但是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对这小消息也不放过,急忙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社,让中央社通知各报不准刊登这条消息。中央社立即以警察局的名义给各报发了一个启事,声称:“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,希望能予缓登。据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,必有结果。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,要求不予发表,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。容有结果后,警察局当更发专稿。”为了封锁这一消息,汤永咸还将亚光社的总编辑及一些报社记者叫到警察局,让他们具结保证不发此消息。与此同时,国民党当局却极力为犯罪美兵开脱罪责。北平行辕的负责人说什么“酒后失检,各国难免”;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也说什么“此事件纯系一法律问题”。北京大学的训导长陈雪屏甚至说:“该女生不一定是大学生,同学们何必如此铺张。”国民党中央社说:“沈崇似系良家妇女。”国民党特务造谣说什么沈崇事件是延安方面的“苦肉计”,派女八路来北平“引诱美兵成奸”。国民党当局这种做法,更加激起北平广大师生和各界人民的愤怒。《驳斥书》、《抗议书》贴满了北平各大学的校园,严寒的北平古城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风暴。
当时北平地下党学委认为,这一事件不仅是对中国女大学生的污辱,而且是对中华民族的污辱,一定要放手发动学生,掀起反美反蒋的高潮,因而提出了惩凶、道歉、赔偿损失,让驻华美军立即退出中国的要求。对于敌人的谣言攻势,也给予了坚决揭露和反击。
为弄清沈崇的真实身世,向社会公布真相,中共地下党员、时任北平《益世报》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,千方百计查询沈崇的确切身世。当时一些小道消息说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学生,他就先到北大,可是北大说没有此人。又有人说或许是辅仁大学的吧,于是他又赶到辅仁大学。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,管理比较严格,外人是轻易不许进入的。刘时平凭记者证,说明情况,传达室才接待,说是有一位叫沈崇的学生,但正在上课,不多时,传达室的人就把叫沈崇的女生找来了。刘时平直接问她:“你昨天晚上去看电影了。”那女生听此话,非常不客气地冷冷回答:“没有去过。”转身就要走。刘时平问:“你不是沈崇吗?”那女生回答:“我是叫沈崇,但昨晚没有去看电影。”刘时平知道找错人了,此学生只是同要找的沈崇同名而已。他赶紧骑车又回到北京大学,来到女同学会共同分析情况,一位同学建议,何不查一查北京大学学生注册表呢?刘时平来到校注册部找到姓刘的主任。刘主任说,教务长(陈雪屏)吩咐过,谁也不让查。刘时平认为:不让查必有原因。于是他掏出记者证说:今天来调查此事,非查注册不可,不然就不走啦。那位刘主任一见这形势,只好勉强答应,并一再叮嘱千万不能说是他让查的。结果刘时平查到了沈崇的注册卡,上面标明:沈崇,19岁,福建闽侯人,先修班法文组新生。永久通讯地址:上海古拔路25号。为找到沈崇本人,刘时平又到先修班询问。有人告诉他:沈崇就住在北平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亲戚家,但是不知具体门牌号。刘时平骑车赶到住地派出所,经查询搞清了沈崇住甘雨胡同14号的表姐家。他找到14号,一看这是非常讲究、有地位的人家,两扇红油漆大门紧闭着。他按了门铃后,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问找谁,当听到找姓沈的,说了一声“没有”就把大门关上了。刘时平正要转身之时,一位绿衣邮差过来了。乘送信人叫门之际,他看见信封上写着“杨振清转沈崇”几个字,这一下他心中都清楚了。刘时平紧随着送信人大大方方地来到院中,主动介绍自己是新闻记者,要见杨振清先生,结果沈崇的表姐杨太太出来,说什么也不让见沈崇。并介绍说,沈崇家居上海,出身名门,其祖父沈葆桢是清朝两广总督,父亲是国民政府交通部的处长。沈崇12月初刚从上海来北平读书,在其家借住。她的性格沉静,举止文雅,平日深居简出,与美军素无来往,是一个正派、朴实的女大学生。刘时平听后不只了解清楚了沈崇的身世,而且还知道沈崇与陈雪屏有亲戚关系。陈妻是文学翻译家林琴南的族女,沈崇的母亲也是林族之女。刘时平连夜写了一篇通讯《沈崇小姐》,由于北平不许登载,他只好寄到上海发表(刘时平兼《上海晚报》特邀记者)。《上海晚报》收到此稿马上就登了出来 。该文写到:“圣诞之夜,在华灯初上的时候,美兵两名竟敢公然在北平东单练习兵场强奸年方19龄之女大学生。时隔三日,这位不幸生长在中国的女学生,还没有一个知道姓甚名谁,以及当时遇难的真实情况……报馆记者,虽然有一部分知道了其中的内幕,然而没有一家报馆敢把事实真相透露出来。”文章结尾还抨击了美国与国民党当局封锁消息、掩盖真相的丑恶行径,“不管当局如何解释,事实胜于雄辨:美兵两名强奸中国女大学生,这是任何人在一个血淋淋的少女身上,也不能强词夺理,带着刺刀可以歪曲的。”因刘时平标清了沈崇的身世与地位,北京大学地下党员、女同学会主席刘俊英等8位女同学到甘雨胡同14号慰问了沈崇。1946年2月30日,在北平地下党学委(南北系)的领导下,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、影响深远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,这一运动得到了北平广大市民的有力支持。北平学生的抗暴游行像一颗炸弹,炸开了当时笼罩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沉闷空气,迅速得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响应,在全国形成反对美蒋反动派的高潮。
获取国民党偷袭西柏坡的情报
1948年9月12日,辽沈战役打响了。10月上旬,蒋介石从沈阳来到北平部署“剿共”。他们决定趁冀中解放军兵力空虚之际,采取“围魏救赵”的办法,组织一支快速部队,打着“援晋”的幌子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石家庄(当时叫石门)。妄想通过这次偷袭打掉中共中央机关,打乱解放军的各个指挥系统。此时,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聂荣臻的指示,要北平地下党积极了解蒋介石的动向。正在这时北平新闻界的外勤记者联谊会组织了一次到涿州采访,因为当时傅作义的骑兵十二旅驻涿州练兵。刘时平、李炳泉和李孟北以北平《益世报》和《平明日报》记者身分前往采访。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是刘时平的中学同学和老乡。李炳泉是中共地下党员,当时公开身分是傅作义办的《平明日报》社采访部主任,李孟北是《平明日报》的首席记者,专门采访军事要闻。所以他们到涿州,受到鄂友三的欢迎,并以贵宾相待,其目的是想让他们在报纸上吹嘘他。刘时平借此机会写了吹捧鄂的文章,鄂友三更加信赖他,同学加老乡的关系更加牢固,俨然成了“一伙儿”。他们回到北平后,刘时平以《益世报》采访部主任的身分与鄂部军官混在一起,陪同吃饭喝酒,在宴席上了解有关军事动向。当刘时平得知10月23日华北“剿总”开了一次紧急的秘密军事会议,他就以同学、老乡关系请鄂友三及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站长兼“剿总”爆破队长杜长城、宪兵三团营长刘建龙在鄂友三处饮酒欢聚。席间,刘时平一面殷勤劝酒,一面陈词激将:“老傅(作义)升任一年了,继庄疃之后连吃败仗,满城进剿,弄得十二旅好惨。咱察绥人真他妈窝囊!”鄂、杜均属蒋介石嫡系,对傅作义反感也最深,听了刘时平的话,更是牢骚满腹。因心情不好,鄂友三喝多了,酒醉之时叫道:“委座有令,要老傅明天就去端共产党的老窝。这次兄弟要大显身手了。”刘时平听后大吃一惊,深夜长谈,于杯来盏去之中,把情况了解清楚了。第二天凌晨,刘时平为防有诈,便乘鄂昏睡未醒之际,亲自跑到西直门火车站,利用《益世报》记者的职业作掩护,通过了军警的盘查,探明了杜长城所说的爆破队确实在装车待命。接着他又巧妙地弄清了列车的发车时间和方向,尔后折身而返,向学委负责人报告。当日上午8时,学委负责同志根据刘时平侦知的情况,拟成电稿转给崔月犁。崔月犁和地下电台的同志们,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,破例在上午开机。10时许,这份关系重大的紧急军事情报传向城工部,传向华北局,传向华北军区,传向中央军委。在刘时平获取这一情报的同时,社会部情况系统也获取此消息。稍顷,一条由周恩来副主席起草的战斗指令发向四面八方。冀中、北岳两区的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,准备奋战抗敌。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写了《蒋傅匪军突击石家庄》等三则电讯,对敌军阴谋予以政治上的及时揭露。因为我们事先得到情报,在我军民的迎击下,鄂友三的骑兵溃败而逃,鄂本人也回家乡当土匪去了,杜长城与刘建龙灰溜溜地窜回北平。蒋、傅偷袭西柏坡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。在这次偷袭行动中,傅作义部损失兵力3700余人,战马240匹,汽车90余辆,以及其他大宗作战物资,使本来已经枯竭了的兵源、财源更加困难,本已涣散的军心又一次蒙受重大打击。
敌人偷袭西柏坡失败后,特务已经开始怀疑刘时平。但是他仍旧像往常一样与他们混在一起。有一天半夜,宪兵三团营长摸到刘时平的住处,用枪口顶住刘时平的头说:“我们该走了,临走前先给你送颗子弹。”刘时平不慌不忙地问:“你这是干什么?咱们是老乡,有话你说。”杀手回答:“你出卖了我们!”当他看到刘时平没有一点怕意,又有点胆虚地说:“想咱们从小是同乡同学,今天这颗子弹就省了。”说完就走了。刘时平一生为党的事业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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